《货币从哪里来？》

（英）乔希·瑞安-柯林斯等著

朱太辉等译

(资料图片)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2月

文｜郑磊

在金融宏观理论里，“货币银行学”是一门重要课程，但是，现有的教材主要侧重货币政策的实现过程，缺少对商业银行角色和作用的细致深入分析，和银行货币实践活动有一定的差距，而且未能预测近二三十年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

四位英国经济学者最近出版的《货币从哪里来？》，侧重从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讲解整个货币体系架构和作用。

这是与现有理论不一样的视角，对一些传统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用更简洁的术语描述了货币和银行的功能，并回顾英国的实践，查阅500多个央行、监管机构的文档、手册、指引和论文，构建起一个全面准确理解现代银行、货币体系的新框架。

新理论构建

传统货币银行学认为是中央银行创造了货币，而作者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央行关注的是利率水平， 而真正决定了经济体系中流通货币数量的是商业银行。

为了作出这个判断，作者就必须先审视和批判教科书中的信贷创造“货币乘数”模型。所以本书第一章就做了这个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货币创造过程给出了更准确的描述。

接着作者回到货币的本质， 否定了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的观点，指出货币实际上体现了债权和债务的社会关系。因此货币本身并不需要有价值。

作者接着以英国央行和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为解剖对象，介绍了现代信用货币在英国的发展，分析了英格兰银行如何通过干预货币市场和银行间直接交易来实施货币政策，从而改变利率。 该书创造性地用购买力和流动性定义现代货币，进而阐述支付系统的运作、准备金的作用、银行间同业结算及清算、现金和存款保险，以及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对货币供给产生的影响。

这些构成了其理论框架的核心内容。该书还用这一理论对金融危机、量化宽松等进行了评论，指出监管未能有效防止资产泡沫并最终阻止危机的原因，这部分也包括了对国际案例的研究。

该书也讨论了财政政策和国际货币体系对国内货币体系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一些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以及对货币和银行体系进行改革的建议。

该书对货币数量公式的讨论，对货币的定义，以及一些新的观点，确实很有个性。比如， 作者指出银行创造新货币的能力，与其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数量关联度很低。

经济中实物形式的现金占流通货币总量的比例不到3%，剩下都是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这和传统货币银行学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截然相反。又如，作者认为资本充足率不能限制货币的创造，不一定能限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对防范资产价格泡沫大体上是无效的。

而财政政策本身并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扩张，如果这些观点正确，将影响到金融监管、财政政策等多个方面的调整，为现代银行体系带来深远影响。

现代银行机制的探索

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例子解释了央行和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一个核心结论是法币由国家提供信用背书，但货币的创造者主要是商业银行。而且商业银行在决定将贷款投入消费、购买现有资产还是生产性投资的决策中拥有很大权力。 从这个角度说，商业银行在宏观经济活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更清晰地解释货币创造过程，作者将货币分为中央银行货币（准备金和现金）与商业银行货币（主要是存贷款和少量现金）两类。

货币创造过程也相应分为由央行创造和商业银行创造。 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筹资或政府债务货币化，是政府创造货币的主要途径。而在欧盟和很多欧美国家，法律规定政府不能直接向央行借债，更不能发行新货币。政府支出超过税收时，不能通过央行创造新货币来增加公共支出，因此，尽管仍有途径间接获得央行的资金支持，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有点特殊，政府其实也只是商业银行的一类客户。

作者指出在现代金融系统里，现金使用减少，削弱了存款准备金对商业银行的约束作用，央行试图控制的是利率水平而不是基础货币，货币供应实际上取决于借款人对银行贷款的需求，而商业银行通过发放贷款创造了广义货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使用现钞，大多数支付可以通过电子化方式进行结算。 商业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比如提供透支便利，即便客户没有存款，也会有货币进入流通，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货币创造过程。

商业银行只需要在央行有足够的准备金用于银行间账户清算，以及小部分现钞供客户想要的时候提取现金。银行信贷规模和整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取决于银行和借款方的信心和动力。趋利避害的商业银行和对经济前景抱有较差预期的企业，往往会造成实体经济的信贷收缩，而大量货币滞留银行体系内部，或参与投机性金融交易市场。

货币创造的主角从中央银行转移到商业银行的过程，与货币的非现金化转变过程密切相关，也和经济结构中的金融业发展有关。

电子化支付形式已经成为趋势，多国央行正在推进数字法币，经济活动中流通的现金越来越少，清算结算过程大部分不需要现金的移动，而是对会计账目进行调整。

另外，一些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行业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金融业独大的情况，货币资金大量分流到金融交易活动中，而用于实体经济的创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货币资金大幅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数量论所依赖的货币流通速度恒定假设已不成立，打破了宏观货币指标与名义GDP之间的可预测关系，这是央行货币政策经常失效的一个主要原因。

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改进模型“分类信贷数量理论”，将用于创造GDP的货币分离出来，指出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引导信贷流向生产性用途，实现非通胀性增长。当然，这样做无疑也会减少金融市场泡沫的集聚。

重新审视融资政策导向、监管、通胀与资产泡沫

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两个重要结论是，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供应由信贷创造驱动，但信贷创造并非由信贷需求驱动。商业银行并不仅仅是金融中介，作为货币供应方，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动地位。

基于它们的风险偏好和业务模式，它们对依靠贷款方未来投资产生的现金流的信贷需求不感兴趣，导致对企业投资，尤其是中小企业投资的歧视。另一方面， 作者认为从货币角度看，决定宏观经济结果的主要因素是信贷供应的数量而不是信贷价格，商业银行对经济中新增货币的分配具有决定性影响。

作者支持对银行信贷的投向进行指导和监管，并列举战后许多东亚经济体，通过实施这种信贷指导机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实际上，中央银行实施直接信贷管制的做法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方法有信贷控制、信贷指引、信贷规划、窗口指导或道义劝说等。如1912年德意志银行、1920年代的美联储，以及二战期间的日本和韩国央行，这些央行根据GDP增长目标测算所需的信贷数量，分配给不同类型的银行和工业部门。

非生产性信贷确实需要加以控制，因为在银行创造的信贷流向金融领域之外，各种金融工具和产品创新也衍生了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些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金融交易活动基本不受监管，而且它们创造了大量货币，推高了资产价格通胀，孕育了银行业危机。 一个健康发展的经济体需要将创造的货币合理配置在生产和消费部门，以实现适度通胀的经济增长为目标。但是，二战后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央行放弃了这种干预做法，淡化央行干预信贷市场的重要性和效率。中国采取的窗口指导参考了日本做法，并成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之一。

经济史的证据表明，一个简单的信贷指导机制加上对银行体系的充分激励和完善监管，可以带来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作者认为这种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不会引发银行业危机。笔者认为在史无前例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将转向放弃过度放任的金融管理模式。 尽管金融投机永远都无法消除，新趋势将是进一步限制投机者凭借货币创造的公共特权，来支持他们的投机性金融交易。

货币数字化带来了两大挑战，货币虽然只是银行账户和清算结算系统的数字，但仍需信用做支撑，这个信用通过何种方式体现是一个尚未有答案的疑问。

另外，随着货币数字化的发展，监管可以做到更精细准确，对信贷投向进行干预也将更容易实施。但是，如何不过度对银行信贷进行指导，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金融在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积极作用，仍是对政策制定者和监管部门的一场大考。

（作者为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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